2月5日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四川广安的毛先生、蒲女士夫妇到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参加视频认亲会。
1992年，毛先生、蒲女士在上海务工时，生下一个女儿。因无力抚养，将孩子送给上海一个家庭。
事后后悔想要回孩子时，对方已不见踪影。
他们在苦苦等待30年后，通过绵阳刑侦民警帮助，终于通过远程视频见到了女儿。
无力抚养将女儿送人
“女儿，你过得好吗？妈妈错了。”2月5日下午，蒲女士通过远程视频，看到失散30年的女儿，不停给女儿道歉，希望女儿能原谅她们当年的过错。
1991年，蒲女士和丈夫毛先生一起从四川外出务工，后从湖北辗转到上海一建筑工地务工。
1992年12月，夫妻俩在上海生育一女，取名为毛海川，因为长得秀气可爱、特别招人喜欢，两口子爱称女儿“小毛毛”。
蒲女士说，她在生小毛毛时，已经有一个4岁的儿子。“那会穷，交不起罚款”，听了工友的建议，蒲女士和丈夫将小毛毛送给上海一个没有生育的家庭。
“送走女儿的第二天，我们就后悔了。”蒲女士说，自己的孩子真舍不得。
她们就去收养人家里讨要孩子，但对方不承认孩子是她们的。再后来，对方搬离了住处。“上海那么大，我们找了很多地方，但一直没有女儿的消息。”
终圆30年寻亲梦
2022年7月，绵阳市公安局民警对“小毛毛”失踪事件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回溯。
在刑侦战友们的协作下，运用DNA技术筛查和比对，发现一名姓杨的上海嘉定女子与夫妇俩的DNA信息高度疑似。
为了进一步查证，民警通过联络上海警方，再次采集当事人杨女士生物样本复核鉴定，最终确定她正是毛某某夫妇的亲生女儿。
但是由于杨女士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，起初不愿配合警方工作。
通过民警近半年的劝导，杨女士同意与亲生父母相认，双方经过商量，特意定在元宵节当天，通过视频相见。
时隔30年该不该打扰？
此事上了微博热搜后，许多网友却表达了反感。
在人们朴素的价值观看来，这对夫妻既然当初选择把孩子送人，现在孩子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归宿，如果真的是为孩子着想，或许不应该去打扰她的生活。
法律也有着类似的规定。
无论是民法典还是此前施行的收养法均规定，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，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，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；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，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。而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。
也就是说，从法律的层面来说，蒲女士夫妇与杨女士之间没有任何的权利义务关系。
即使蒲女士夫妇反悔，收养关系需要送养人、收养人双方协议解除，还要征得养子女本人的同意，除非养父母存在虐待、遗弃等行为。
而接到民警的消息后，不了解自己身世的杨女士表现得很排斥，不愿配合工作，甚至拉黑了民警的电话。警方劝了她半年，杨女士才最终同意与亲生父母相认。
于是，舆论质疑这样长达半年的“劝解”是否超越了公权力的边界？
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
要时刻注意法律边界
2021年7月12日，福建警方在“团圆行动”中帮助3个失散20年以上的家庭重新团圆。视觉中国供图。
众所周知，被拐人员寻亲后会面临巨大的情感和生活上的冲击，以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变更，很多需要刑事案件的尘埃落定才能确定，警方的介入无可厚非。
但这起新闻事件涉及的送养和收养双方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，并不在警方的执法范围内。
接到蒲女士夫妇求助后，公安机关通过刑事技术手段寻找到杨女士，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值得点赞。
也许民警是对为人父母的情绪感同身受，也许是出于让亲生骨肉“团圆”的好心，希望能促成一场见面。
如果站在当年被送走的杨女士的立场考虑，面对权力机关长达半年的“劝说”，会否感到压力？
毕竟，无论是感到自己被打扰，还是考虑养父母的感受等有所顾虑，她半年未同意认亲、拉黑号码等行为也都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愿。
在“团圆行动”实施过程中，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考虑到了这一点，在行动方案中提出了具体的要求。
比如，对于失踪被拐儿童已年满18周岁且经协调仍拒绝认亲的，要将其基本情况、联系方式等告知父母一方，并做好父母的安抚工作。
而对于儿童主动寻找亲生父母，如可能是非婚生育、主动送养或无法判断情形的，在积极帮助查找到亲生父母时，要提前与父母一方沟通，征得同意后再联系相认，避免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。
即便怀着美好的初衷，公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也要时刻注意法律的边界，不仅能让当事人免受伤害，也可以得到更多支持和理解的声音。
有时候，不打扰才是最大的温柔。
对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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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央视网综合封面新闻、中国青年报
